上癮
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工廠的故事得從它一位最熱情的顧客：美國談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官員認為協助重建全球經濟最能符合它的外交政策利益。
決策者相信自由貿易的經濟與安全優勢，而美國企業也想將產品銷往海外，於是，華府投入大量金錢重建歐洲與日本的產業，並且鼓勵進口，透過「貿易，而非援助」的方式來恢復外國的經濟。
與先前為了保護美國產業而提高進口關稅的政策不同，戰後的官員決定降低關稅。
杜魯門總統一再向民眾保證，「美國勞工現在一天的產能遠高於廉價的外國勞工，因此我們的勞工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樣害怕外國勞工的競爭。」
接下來幾年，美國政府持續推動自由貿易，等到中國於一九七八年從三十多年來相對孤立的狀態中崛起時，美國消費者已經很習慣看到鞋子、衣服及玩具上貼上外國標籤了，而美國製造商也養成了反擊的習慣。
早在中國價格出現之前，日本價格、香港價格、台灣價格與墨西哥價格就出現了，雖然可能沒有人這麼稱呼它們。
當墨西哥加工出口區與亞洲四小龍忙著將產品裝箱輸往美國時，國際買家的雷達螢幕上根本都還沒有中國的影子。
一直到鄧小平掌權，中國與全球的貿易才真正轉了個彎。鄧小平是四川省西南方廣安市鄉下的地主之子，他在青少年時期在法國待了幾年。當他回國後，在共產黨裡的地位扶搖直上。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鄧小平在一九七三年復職擔任副總理。鄧小平早期的經濟策略是持續強化重工業，但這次是要向海外購買機械設備。政府官員原本計劃以他們預計會開採出來的石油來支付瘋狂購買的設備，但到了最後，完全看不到石油的影子。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又經歷了一次政治鬥爭，然後又再一次重掌權力，這次，他推開了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掌控了中國。
同年，鄉下的農人開始自己作主。安徽省的農人率先開始放棄集體農場，把心力放在家庭的生產上，希望進一步趕走饑荒與窮困。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讓人民幣貶值，然後提高組裝外銷品所使用的原料稅金。政府賦予經理人更多的權力，可以控制生產並決定向誰購買原料，希望藉此複製農村市場導向的改革。
此外，政府也允許企業保有部份的獲利，並且在雇用、解雇及拔擢員工上擁有更大的自由。
改革在全國進行著，但廣東省改變得比任何地方都快。在共產黨執政之前幾百年來，貿易就一直是珠江沿岸的生活方式，然後再深入廣東省中心。
遠至宋朝（從西元九六０年綿延至一二七九年）開始，廣東省就是貿易的樞紐。它一直扮演著這個角色，到了十八世紀時，街上穿著白色亞麻西裝的英國與美國貿易商絡驛不絕。
十九世紀時，珠江上停滿了貿易輪船，船上滿是木材、小船與巡迴歌劇團團員。一八八九年，廣州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現代造幣廠，從英國伯明罕買進機械設備。後來，廣東在國民黨的主政下持續發展成為工業基地。
廣東省的黨領導人下定決心在不驚擾北京領導人的情況下，卯足全力促進經濟的發展。中央領導人發現可以利用廣東省作為吸引外國資金的管道，同時也了解必須向外國買進技術與設備。
多數海外的中國人都來自廣東省，他們持續將存款寄回給家鄉的家人；這個省份離北京夠遠，因此任何在計劃之外，以資本主義進行的實驗結果都可以被保留下來；而廣東省的黨領導人看起來也好像有這個意思。
北京政府給廣東更多管理經濟的自由。這個省份被允許為當地生產的出口品制定自己的價格，而不須仰賴中央的規劃。
它也不用將與外國貿易所賺來的所有外幣上繳至中央政府，而是可以將多數的收益保留下來。此外，廣東省也比其它地區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設定薪資與價格。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０年間，廣東省吸引了2億美元以上的外資，有些直接流入了工廠。
廣東省也成為共產黨第一次試行資本主義的舞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任命了四個「特別出口區」，三個位於廣東－－珠海、汕頭與深圳，另一個在福建省的廈門。
它們後來被升格為「經濟特區」，或稱之為SEZs（special economic zones），這或許是為了說明政府對它們的潛力寄予厚望。深圳是在一九八０年五月第一個由官方成立的經濟特區。
中國的經濟特區為外資提供了一整套的獎勵措施：更低的公司稅率、免除為了加工出口所輸入的零件與原料關稅，還有免除出口關稅。大家對經濟特區的寄望很高，它們相當程度扮演了技術與資金捕蠅草的角色。
它們被認為應該可以促進與台灣、澳門、香港的統一。此外，它們也成為資本主義的孵化器。
不過，一開始，這些特區非常受爭議。經濟特區讓一些官員聯想到中國在一八四０年代鴉片戰爭後被迫向外國人開放「通商口岸」的羞辱。更糟的是，深圳一開始並沒有吸引到黨領導人原本希望的外資規模。
對外國投資者來說，這裡真不是工作的好地方。在簽訂交易之後，地方官員會向投資者索取額外的費用。勞工的生產力很低；運輸系統不成熟且沒有效率；合資企業所碰到的官僚程序與干擾非常的多。
投資者還有很多其它的考量，他們把在中國賺得的錢匯回本國的自由度有多高？雇用勞工與必要時解雇勞工簡不簡單？中國人信守合約的可靠度有多高？那兒有什麼樣的專利保護措施？當一些投資者（尤其是香港投資者）沒有等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前進中國時，很多人也就跟著做了。
中國官員也感到挫敗。直到一九八四年底時，經濟特區的輸出額成長得比中國經濟體的其它地方都還慢。外國投資者並沒有引進中國原先期望的所有國外技術。不過，外國人在房地產及旅遊上的投資，幾乎不是北京的規劃者當初所想像的。
國際買家對中國的潛力也抱持懷疑的態度。一九八六年一篇《商業週刊》的報導描述了買家對於中國低劣的品質、冗長的交貨期以及昂貴的原料成本感到苦惱。
這篇報導提出警告：「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最了解中國貿易的人──來自大型美國百貨公司的買家──他們懷疑中國人是否可以像台灣人與南韓人一樣，成為成功的出口商。『當全世界都在快速飛奔的時候，中國卻還在慢慢爬，』一位住在香港的美國買家說道，『他們並沒有跟上來。』」
不過，這種擔憂事後證明是不必要的。來自香港與台灣的投資持續增加，勞工大量湧入廣東：一項估計數字顯示，一九八０年代末期，一份工作大約會有十個人來爭取。
一九八七年，香港總督衛奕信（David Wilson）指出，廣東省至少已有一百萬名勞工為香港公司加工生產產品，超過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整體製造勞動力。實際上形同中國駐香港大使的國營新聞通訊社新華社致電衛奕信表示，不，事實上，廣東有兩百萬人在做這種工作。
默默地，中國的工廠已在全球的經濟上就定位。一九八０年，一位自一九六０年代起開始生產內衣與其它簡單消費品的香港商人羅傑倫在廣東省的佛山附近成立一間工廠，又在北方的城市大連成立另一間工廠，以利用中國較低廉的勞工成本。
在營運的第一年，羅傑倫的兩千名員工大量生產了1千4百萬件胸罩。他將1千2百萬件運往美國，促使美國對中國製的胸罩採取了配額措施。羅的公司黛麗斯國際開始在美國及日本累積市佔率。黛麗斯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胸罩代工廠商。
一間深圳的工廠為美國Coleco公司生產產品，為一九八０年代熱賣的許多圓臉包心菜娃娃裝填、縫製及裝配衣服。另一家則大量生產新力的特麗霓虹（Trinitron）彩色電視，多數是銷往中國國內市場。
此外，新力在一九八０年代初期靠廈門的一家合資企業生產它的錄影機。由香港公司製造，沒沒無聞的便宜電視開始從廣東省運送到歐洲。菲利浦與松下電器公司（以Panasonic品牌聞名於世）則在中國投資電視映像管工廠。
「中國的市佔率竄升得如此之快，他們以這麼低的價格來銷售產品，情況已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商業週刊》引用法國電視製造商唐姆笙（Thomson）公司的主管在一九八八年時說的話指出。唐姆笙公司忍受了這種狀況十五年，最後終於在二００三年與中國的競爭對手TCL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
中國的製造輸出額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開始增加，一九八五年佔整體輸出額的49.5%，到了一九九三年已升高到81.8%，每年成長將近24%。
在這段期間，雖然電視、電話及家電等電子設備的裝運量快速增加，但出口成長主要還是來自玩具、運動用品、鞋子、紡織品與成衣等產品。一九八八年，台灣商人郭台銘在深圳蓋了一座電腦零件工廠以擴充產能並降低成本。
郭台銘向美國及日本買家推銷他的工廠，並且買下了一大片土地。現在，郭台銘的公司鴻海精密工業在全中國雇用了45萬名員工，蘋果電腦、摩托羅拉、戴爾電腦及惠普等都是它的顧客。
同年，由台灣寶成集團蔡家所持有的製鞋廠裕元公司在廣東省沿岸的珠海興建了一座工廠。裕元後來又擴展進入到東莞及中山設廠，現在是全球最大的鞋子製造廠。
到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到廣東重申他經濟改革的決心，此行就是他著名的「南巡」，此時中國的輸出品幾乎有三分之一都是銷往美國，在一九七八年時，這個比例還很低。威名商場則在一九九三年開始向中國採買商品。
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正在成形。中國仰賴來自國外的資金，無論是以直接投資的方式或是透過工廠下單的方式；而世界各地則是對便宜的中國製品產生興趣。在鄧小平的南巡後，中國地方政府緊跟著開始競逐外資。
一種紮實的商業文化在中國南方生根，完全超出掌控之外，無疑的，也出乎原先批准成立經濟特區的嚴肅北京官員的意料之外。
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中國裡，成為沙漠中的綠洲，一個資本主義的樂園，充斥著夜總會、按摩院、賭場以及各式各樣的非法金融交易。
一九八六年，深圳主辦了中國首見的全國大力士盃國際健美錦標賽，穿著比基尼泳裝的中國女性也上場比賽。
一九九三年，在股市大漲的高點上，在這個原本是漁村的城市裡有一家餐廳舉辦了一場宴席，席中有來自日本的龍蝦、來自挪威的鮭魚、甲魚、魚翅，還有超大的鮑魚，以現在的美元計算，總值超過了13萬美元。
這場宴席極為奢華，因此受到了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譴責，深圳粗野、目無法紀的中國暴發戶形象也從此定型。
(更多內容，請詳閱本書《低價中國：中國競爭優勢的真實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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